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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智库专家谈中欧未来经济关系
早在本世纪初，美国就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崛起。中美双边贸易、货币、金融等问题在美国得到广泛讨论。相较之下，当时的欧洲对中国经济的关注无论是热情还是深度都不足。对于中国作为欧洲的伙伴、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这一角色，欧洲并没有进行足够的政策讨论。
然而，如果就此认为中国的各项政策对欧洲的影响要小于美国，或者中国在其崛起过程中可以无视欧洲的立场和心态变化，就大错特错了。对于中国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欧洲有足够多的理由表示关注、期待，甚至在某些时候要表达关切。
一、经常项目和人民币汇率政策
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积累了巨额经常项目赤字。未来几年，赤字仍可能维持在高水平。欧元区和欧盟作为整体，经常项目近于平衡状态，并且有望持续下去。在经常项目上，中美两国仍将持续对立的局面，欧洲似乎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这只是中美之间的游戏。
但是，如果欧洲对全球经常项目调整，特别是近期热烈讨论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无动于衷，那将是错误的。欧洲如果想要敦促中国更多依靠内需，使经济增长更为平衡，就不能无视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影响。中国内需的增长必然伴随着外需的减少，这就意味着汇率价格的调整。如果中国经济要在不发生通胀的情况下实现结构调整，汇率就是变量。更确切地说，欧洲应对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表示关切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欧洲与中国之间存在双边贸易赤字。2008年，这一赤字水平几乎与美国相当。尽管双边贸易余额在宏观经济上并无太大意义，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失衡却能引发关注，并因此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此外，欧盟各个国家的经常项目余额存在两极分化的情况。德国存在巨额经常项目盈余，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则面临赤字。经济危机发生前，法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英国等都已经积累了大量赤字。赤字反映了这些国家经济的脆弱性，同样具有政治经济学意义。?；?，它们的影响会更大。
第二，从中期来看，在美国经济增长重新平衡的过程中，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需要贬值。如果人民币与美元间保持固定汇率联系，欧元以及其他欧洲国家货币将不得不扮演调整变量的角色，这里就有过度升值的风险?；痪浠八?，任何美元有效汇率的贬值，都必须对应人民币升值或者欧元升值。那么，人民币与美元间的固定汇率联系就有可能对欧洲货币产生不利影响。欧洲之前曾对此表达过担忧。经济?；?，全球需求疲弱，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风险开始显现。这一问题也将在中欧关系中愈加重要。
第三，中美货币关系的发展同样会经由投资渠道影响欧元。只要人民币保持兑美元的固定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将持续大量购买美元资产。这会有助于限制美元相对第三方货币，包括欧元的贬值。那么，欧元相对美元大幅升值的风险将得以避免。
最后一点说明，欧洲对于中国汇率政策的态度可能会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可以减轻欧元在经常项目上的升值压力；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打破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联系，中国的外汇储备必将多样化，进而购买更多欧元资产，欧元则会面临来自金融项目的升值压力。
从欧洲的视角来看，以上矛盾实际上是一个时间上的权衡。人民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时间越长，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持续的时间就越长，美国的净对外负债就越多。中国阻止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或者保持固定汇率机制，在短期内可以限制欧元的升值，但却是以欧元最终更大幅度的升值为代价的。
在经济危机期间，人们更关注短期内的问题，未来收益通常被搁置一边。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在08年和09年初时对中国汇率政策改革的态度并不坚决。但是，危机之后，中期议题以及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认为，中美两国目前的货币关系是不可持续的。他们可能会更强烈地要求对这一关系进行改革。无论是在多边的G20框架下，还是在中欧的双边对话中，人民币汇率问题都会日益重要。
在双边和多边的对话中，实现向新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过渡是一个重要议题。这对欧元的影响取决于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程度和节奏，这是一个政策变量；还取决于政策向市场传达的方式。欧洲需要倡导的是保证这一转变过程平稳渐进，避免欧元突然升值。这也是他们迫切想与中国讨论的议题。
二、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中欧关系
2003年，世贸组织坎昆部长级会议失败，美欧已经意识到，仅凭他们的力量无法再促成全球贸易协议的达成。世界机构以及全球治理论坛正在做出调整，来适应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8年11月第一次G20峰会、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主体谈判均在美国和“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间进行。未来十年甚至更久，全球治理结构调整将一直持续下去。这对中国、欧盟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有重要意义。
（一）中欧在全球治理中的“零和”情景
中国的崛起是对欧洲在全球治理方面实实在在的挑战。中国逐渐增强的影响和话语权削弱了欧洲的影响，双边关系中的“零和”局面确实存在，中国也因此被欧洲视为威胁。中欧需要明确冲突所在，承认不同的利益，解决分歧。与此同时，中欧在全球治理上还存在“双赢”的局面，二者需要找到利益的契合点并进行合作。
欧洲的力量、作为美国战略经济伙伴的角色、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都将因为中国的强大而削弱。问题在于，历史经验表明，当权者通常不愿放弃他们过去拥有的影响和话语权。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有足够多的理由要求国际组织对其治理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无论欧洲人在公开场合如何辩解，他们心里明白，这些调整早就该进行了。
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困难。首先是欧盟内部的治理结构：欧洲大国重视，也不愿放弃它们在国际机构中各自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欧洲在国际机构中的席位和投票权即便由现在的三分之一减少到四分之一，它的力量和影响仍然非常强大。但是，欧洲如果想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影响，就必须建立起合适的内部治理机制，确保它在国际问题上可以整合力量，有效决策。在贸易、竞争政策、汇率政策、欧元区等方面，欧洲已经做得很好。在经济议题上，增强欧洲整体的发言权也得到了广泛讨论。然而，民族国家政府仍然对向欧盟或其他机构让渡权利心存疑虑。内部治理结构的不确定性和分歧使得欧洲很难及时统一行动，也因此难以对中国的崛起做出调整。
第二个更深层次的困难来自于中欧对全球治理不同的态度。政治经济学家通常认为，欧洲战争的创伤促使欧洲民众和政府更倾向于避免民族国家的自作主张，转而接受超越国家的治理结构。欧洲内部的分歧更多时候是通过国际规则来解决的，欧盟也因此认为，全球治理的强化与其内部整体性的深化是相互促进的。在这一点上，欧洲与中美截然不同。对后者来说，国内政治权利结构不利于它们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而且它们非常不愿意接受外界对其主权的侵入。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经验更少。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足够多的受过国际训练的公职人员，可以自如地参于复杂的、高技术性的实时国际谈判。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现有的国际制度是对世界现状和美欧权利的维护，是以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那么，在欧洲人看来可以确保其未来繁荣的国际协议和机构，中国的态度自然是谨慎有所保留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以及印度、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不仅仅意味着量的变化，还是质的改变。欧洲一直努力推动的以全球治理为导向的议程有可能退回到更传统、更粗鲁、更加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经济关系上来。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洲在开会前已经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也愿意在其他国家做出相应努力的条件下进一步承诺。但是，中美两国带着不同的目标参加会议，都不愿在非约束性的承诺上更进一步。欧洲认为峰会的失败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大挫折，也显示出就欧洲倡导的全球治理议程达成协议非常困难。
在其他一些领域，中欧也被认为是竞争关系，如自然资源的获得以及与第三方国家的合作。欧洲在能源和自然资源方面都比较匮乏，而中国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欧洲非常担心会由此产生贸易损失。这个矛盾无法避免，中国也没有办法来消除欧洲的担忧。
中国很愿意与资源出产国签订一系列双边协议，认为双边比多边更能保证它的经济安全。这种对多边主义缺乏信任，更信赖双边协议的做法，在欧洲人看来，是对他们所信赖的国际关系的威胁。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非洲。作为非洲的原宗主国和传统的资助者，欧洲对中国在非洲极力获取自然资源的热情深为不安。当然，这个问题更复杂，尽管中欧有利益分歧，协商和妥协仍是可能的。
（二）中欧在全球治理中的“双赢”情景
中欧在全球治理中的利益契合点首先是二者对经济多极化的共同追求。二战之后，欧洲一直是追随美国的伙伴。美欧有许多共同点，但美国时有发生的单边主义行为总会引起欧洲的担忧。经济上可以匹敌美欧的新的力量的出现，有助于世界格局更加均衡。这在“赢者全拿”的议题上尤其明显，比如国际货币和全球监管，目前的情形是一方占据绝对优势。中国的崛起对欧洲来说是一个机遇，世界权利格局可以更均衡，欧洲也因此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样，中国一直提倡多极化的世界，在重塑世界格局的进程中，欧洲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
这并不是说中欧应该联合起来使美国感到不安。美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不会受到挑战。但是，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更加均衡，美国的权重和影响相对下降，必然要求全球治理结构和领导机制发生变化。
货币关系是显著的例子。美元迄今为止扮演着绝对主导的角色。然而，美国经济力量与美元角色之间的错配将越来越明显。与世界第二、第三经济体（目前是中国和欧元区）相比，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低于英镑被美元取代成为主要国际货币时英国的比重。这一比重还将进一步加速下降。继续依赖美国提供国际货币的制度安排也会越来越脆弱。
国际货币关系专家常常引用“霸权稳定”理论。该理论认为，让最大的国家发挥领导角色可以最好地保证国际货币的稳定。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在于，最强大的国家可以将“外部因素”内部化。但当最强大国家的实力开始缩水时，霸权稳定就难以实现了。这时，它就有可能利用发行国际货币的优势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保证世界货币的稳定。当经济力量分配更加均衡时，坚持一国主导的货币制度安排并非明智之举。
尽管目前还没有货币可以与美元直接竞争，但是多元货币体系会逐渐成形。欧元、人民币或者未来统一的亚洲货币将发挥重要的区域货币角色，并与美元一起承担国际货币的职能。从欧洲的视角看，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欧元在与美元的对话中将不再孤单，欧元将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石。对于中国来说，欧元的存在就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终将朝向更均衡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中欧之间另一个“双赢”的局面在于二者对区域合作的共同兴趣。欧洲在区域合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欧盟即是成果之一。中国也开始在“10+3”框架下加强与邻国的合作，希望加强区域内的经济、金融和货币合作。东亚国家通常对涉及传统国家主权领域的多边安排持谨慎态度，更倾向于进行区域合作。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国家试图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以及之后的清迈倡议都是例子。
多边安排和区域合作如何兼容并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一致，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在G20框架下的讨论中，欧盟当局希望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参与，却没有办法以欧洲所有国家的名义发声。在希腊债务危机事件中，欧洲不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涉入欧元区事务，却又没有自己的机制可以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欧洲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供亚洲借鉴，二者还可促使国际社会就“多边机构如何应对区域合作的挑战”进行讨论。
三、结语
未来十年，中国的崛起使中欧有可能产生冲突，也有可能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中欧的政策制定者需要避免“零和”情景占据上风，成为双边关系的主导。这就需要双方进行高质量的对话，既承认冲突的可能，也要强调有效合作的潜能。
中欧当前的对话水平是不够的。在宏观经济问题上，欧洲的态度愈加具有连贯性，但欧盟代表所持的立场并不总是得到成员国的支持。中国则更多地推迟，而不是明确其中期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在治理议题上，欧洲一直在拖延解决问题，态度反复。中国则没有明确提出其真正参与并信任国际治理机构的条件。中欧须尽快以更明确的态度、更坚定的决心来讨论双边关系中的短期和长期议题。
无论是国际多边场合，如G20，还是双边协商，都是中欧提高对话质量、关注重要双边和多边议题的机会。这些机会都应得到积极利用。
